现时代中的区隔、错置与误读
请求等等。另外，这种根基还来自于对世界主义的合理论证。阿皮亚认识到：“一种意识形态可以是彻底地超国家的和彻底地不自由的：道德普遍主义可以携带一个不变的议程。尤其是在它们无情的乌托邦变种那里，事实上普遍主义是非常有害的。”而这，实际上可能是一种无情的、偏私的、特殊的、虚假的世界主义。尽管这种世界主义，在极端道德主义者、狭隘的爱国主义者和“特殊道路论”者那里，是很有市场的；但在阿皮亚看来，我们无需诉诸罗尔斯的“反思的平衡”和分配正义原则，以及某种“公民权利的范例”，来解决“道德平等”的忧虑和普遍的规范如何可能的问题。阿皮亚比较心服地接受了罗纳德·德沃金对“道德”和“伦理”的区分：“道德处理的是我们亏欠别人什么，而伦理处理的是什么样的生活对我们而言是值得过的好生活。”这种区分，让阿皮亚相信，“伦理义务”比“道德义务”更能为人们所接受些。因为前者可以为不同的秩序提供一种普遍的理由，也可以让每个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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