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时代中的区隔、错置与误读

假表象”的消失，而这是我们理解“古今之争”的一个独特基座。可以说，正是这种整体性表象的废墟化和碎片化，人们才往往需要借助“寄喻”这一形式来表达，主体和客体、理念和现象、神圣与世俗、历史和当下之间的某种必然张力。或许最重要的是，它可以启迪我们，任何一种“起源”说，都必须诉诸历史的内容和事物的内部对象。本雅明之所以反对主客二分，而强调“客观化的存在关联”和“主观上的意义关联”——也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言的“因果妥帖性”和“意义妥帖性”——即是想揭示“起源”这一概念的历史意义。在他那里，“起源”并不一定指代最初的东西，而是一种划分某物或某种内容在“存在之前”和“存在之后”的“标记”。这种标记如果想拯救现象和历史，就需要借助在历史之外的东西。也就是说，还需要有一种形式，可以打破时间对于对象或内容的束缚。而这种形式，就是“寄喻”，就是悲苦剧，就是神话。由此，我们就不难明白，为什么本雅明那么强调宗教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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