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非虚构？什么样的现实？
亮叔们能够找到一种与老板、工厂对话的方式，这一方式是有组织的、可持续的并且有效的。它不是以‘非理性的’‘匿名的’形象，而是以一个现代公民的理性形象出现”（第268页）。我们姑且忽略在2013年，农民工群体的诉求已经明确指向了改革工会、工资集体协商等明确的政治改革方向，梁鸿的“希望”，恰恰彰显了她的真实书写所抵达的，不是她所描述的那个群体的真实，而只是一个中产者所愿意看到和相信的真实。梁鸿的理性思考，所不能触及的是2.4亿人的未来，无论他们是回到乡村，还是留在城市，无论他们是安居乐业，还是愤怒不满，都不可能在既定的法律和秩序框架内，获得解决。2010年以来，我们目睹着中国新生代农民工在开始新的行动，聚集新的能量，在这个历史的时刻，仍然将农民工刻板地书写为某种被损害者，被动地等待着知识分子的描述与代言，显然已经不够真实。2013年农民工问题的出版热潮，恰恰凸显了在既有的法律和政策框架中，我们日益无法安置这个群体，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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