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策的重新思考与再思考
牵强附会。这大概就是因为费斯克不愿意承认文化向度与社会向度巨大差异的必然后果。文化上的反抗行为比如换台或者关机，在社会层面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理解为反抗行为，如果无视这一现实，这种观点就缺乏说服力。”[3]所以站在文化研究的角度所进行的批判，通常会转移公众的视线，从而削弱批判的力量。文化产业和文化政策绝不仅仅是文化的问题，它是一种现实权力斗争的场域。如果不从权力对资源的垄断入手进行批判，这种批判便会小骂大帮忙。所以，文化研究通常只具有一个批判的外表，它的本质是一种对现存状况的修补。以斯图亚特·霍尔为例，当他将社会矛盾转化为受众与媒体的解码抗争、少数族裔与主流人群的抗争，女性对男性的抗争以及群体认同时，他已经终结了批判理论的生命。而麦圭根所批判的千禧穹顶和旅游业的问题，也已经将权力的批判转化为对具体策略和手段的常识性的批评。而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框架也有同样的问题。表面上看，将新自由主义拖出来游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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