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灯》：未曾透亮的盲区和误区
如送钱送物，代13个矽肺病人维权，等等。但这里有一个不可逾越的前提或界限，即无论农民处于何等被损害的状态，想要维权，都必须经由代表权力的她的监理乃至代理，才是被允许和可接受的。而一旦绕过她，就变成了可恶的刁民，需要严加防范，围追堵截，必要时甚至并不反对予以一定的暴力惩戒。对于这种农民观，评论家张延国概括得极为精辟，即“哀其不幸，惧其抗争”。这里面，其实渗透着浓厚的权力色彩。蹊跷的是，作家不只没有对之抉隐发微，见风曝光，反而不吝赞美之词，誉之为“江山社稷的脊梁”“民族的精英”，真是不知伊于胡底。要说的还有，带灯尽管与其他樱镇干部有所不同，但在“维稳”“截访”中也有时粗暴，至少在对上访者的惩戒问题上，仍然提倡尽可能保持在温和的范围内。这大概就是一个好人、一个温情主义者所能做到的最上限。而事实上，这种温情主义，对现实生存环境所能施加的影响微乎其微，正如她向她的副手竹子所慨叹的：“咱们无法躲避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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