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保罗·奥斯特成为讽刺家
言自明，一方是屠夫、刽子手、恶的化身，一方是羔羊、受辱者、孱弱的善良。这泾渭分明的区隔以及对屠戮的渲染恰恰令双方的脸庞变得模糊不清，亚美尼亚人在此处完全可以被替换成犹太人、吉卜赛人、卢旺达大屠杀中的图西族人和各类军事政变中的受害者，那么，作为细分、具象的恶，亚美尼亚人承受的戕害难道只能隐于均质、普遍的不义中吗？我们把暴戾和酷虐轻而易举地归结为奥斯维辛这一原型，回避了自省，将自己划出了问题的包围圈，只是肤浅地谈论人道主义，无视事件的真正指向，拒谈责任，小说带给我们一种错觉，似乎谁施与了怜悯，谁就天然地具备了道德优越性。莎士比亚对自己的倾向不加掩饰，但是他低估了读者的理性，急切切地想煽动起我们的激愤，邀请我们亮明立场，吊诡的是，他其实早已设置好了二元对立项，善恶判然有别，我们没有估价的权力，只是被胁迫着表态。从讽刺小品到跨国征途，故事的裂变无须赘言，在这强力转身的背后，小说的叙事文体同样随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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