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现当代“叙事模板”的“知识考古”：评析安德鲁?琼斯《发展的童话：进化论与现代中国》
“同仇敌忾”的小说，其叙述方式与大陆17年小说没有区别，只不过把“共产主义”换成了“三民主义”，否则就算是在《解放军文艺》上发表似乎也亦无不妥。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究其原因，必然在于意识形态标签的辨识之外，还有整体上的共通性。琼斯教授提供了这样一个考察角度，启发我们，其实100多年来在中国出现的诸多不同的现代化转型主张，在进入叙事的时候，都面临着同样的讲述形式问题，即如何将生活在传统历史时间里的国人带入现代的线性历史时间里面去，如何在落后的现状下展示并不存在的社会愿景。近年来也有学者提出：“放在世界文学的框架中来看，汉语小说的贡献主要也体现在对20世纪中国历史的表现上。”[5]对发展叙事在形式层面上的思考，应该说对于现当代文学文化的历史和理论研究是相当重要的，却容易被轻轻放过。如何走出意识形态辨识的畛域，来面对中国百年来的发展叙事实验，这本身成为迟迟得不到正视的问题。当然，这也是知易行难，如同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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