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文学作品中的“南腔北调”现象
作者／责任者：罗康宁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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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资料来源：摘自《粤语与珠江文化》
进行交际的主要语言手段的作用。”这种“地方普通话”在广东人日常语言交际中用得最为普遍，作家将它加以提炼，用于文学作品，便形成融会式的南腔北调现象。
吴有恒在谈到自己创作的体会时说：“我的习惯是：措词用名，先用广东话构思，然后译成用普通话读得通的文字，必要时，宁可用文言文的字眼搭成之。”（《应有个岭南派》）然而，他在“译成用普通话读得通的文字”过程中，有意保留一些广东话的词语和句式，又不露斧凿痕迹。例如在他的《北山记》中：“我就喜欢你这种有碗数碗有碟数碟的人。”《山乡风云录》中：“你恶极也只能杀了我。”等等。前例融进了粤语词汇，后例融进了粤语句法，但北方人读起来并不感到别扭，广东人读起来则倍感亲切。再看《山乡风云录》一段歌谣：
山捻子，开红花；双成姐，会织麻。织麻拜七姐，坐轿去娘家。七担油糍三担果，一盒槟榔一盒茶。行到石桥下，落轿骑白马。驳壳枪，两边挂。捉住番鬼子，打马转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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