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清代中国外贸行商的兴替 -- 兼论广州十三行的历史命运
作者／责任者：张晓辉著,胡巧利主编
索取号：K296.51-5/1/2010
文献资料来源：摘自《羊城今古》2010年合订本
则。”当然，上述企望、不满和建议都无法挽回外贸垄断制度以及行商的特权。
“广州制度”和十三行在鸦片战争后分崩离析，但也有个别行商实现了转化，如伍秉鉴曾为广州行商领袖，伍记茶叶在世界享有盛名，其与旗昌洋行（美国资本最早侵入中国并依靠走私鸦片起家的商行）的业务往来主要是后者包揽了全部的茶叶外销。伍家与旗昌的业务联系使其子伍崇曜在行商制度裁撤后，得以附股于旗昌，成其股东。吴健彰本为十三行“同顺行”行商，后与美国商人合股，在上海开设美商旗昌洋行。
（二）新行商的崛起
鸦片战争后，广州一口通商的时代终告结束，中外贸易制度和格局从此根本改变。这对长期垄断华洋贸易的粤商发生了双重影响，一是传统的优势逐渐丧失，行商垄断经营中西贸易事务的特权被彻底废除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1856年12月，广州发生了商馆被烧事件，十三行的外贸商务遭受沉重打击；二是随着中国沿海各港口的相继开放，又为谙于外贸的粤商（特别是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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